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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聊當年大串聯那些事

    2020.04.01 閱讀 1276

    聊聊當年大串聯那些事


    大家都知道,當年的“文革”是以紅衛兵、大串聯而開始“蓬勃發展”的。我作為一名高中生成為了這一過程的親歷者。盡管事情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了,好在我那時有記事的習慣。“防新冠”期間,鎖步宅家,偶翻記錄,摘錄如下:


    1966年我們去嶗山縣棘洪灘秋收回校后,又開始了學習討論,討論學習的生活。

    9月5日中央發出通知:組織外地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革命師生代表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并規定,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中支出。其實在此之前,全國已經開始串連,通知的發出,使大串連在全國出現高潮。


    青島“8.25”所引起得軒然大波,日漸平復;青島市委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已成定局。但在群眾中,仍然兩種觀點爭論不休。我就是支持市委的觀點,并且仍然十分堅定。


    所謂青島“8.25”事件,就是“圍攻青島醫學院”事件。

    8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文革的綱領性文件——“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8月25日早晨,市面廣為流傳一張傳單,呼吁全市革命人民行動起來,制止青島醫學院學生打人,落款是“市立醫院革命群眾”。于是當天青島醫學院的周圍,被很多“宣傳16條”的工人隊伍,高呼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號,抬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標語牌,團團地圍了起來。第二天,是“8.25”事件的延續——“8.26”事件,依然是工人“圍攻”學生。

    “8.25”事件之后,事情越鬧越大,馬路上素不相識的行人,也都一簇簇的議論著、爭論著。市委門前,天天人山人海開辯論會……

    幾天后,山東省委撤消了張敬燾青島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取而代之的是李元榮。


    張敬燾在青島人民中口碑不錯,很多人都不服氣,終于發生了再次震驚全國的“9.1事件”。9月1日青島郊區農民、學校、機關的群眾,舉行大會,要求恢復張的職務,緊接著,就有謠傳的“中央來電”:同意恢復張敬燾的職務。接著,群眾對“三大院校”(青島醫學院,山東海洋學院,山東化工學院)示威游行。


    9月7日,毛澤東在青島副市長王效禹給“中央文革”的報告上作出批示:“……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于是,大翻盤了……


    因“支持學生”而一炮打響的王效禹迅速走紅,先是市革委主任、再是省革委主任、最后終于鬧騰得——進了監獄,這是后話。


    三大院校的學生,深入到各個中學,調查對“8.25”的看法。也到我們班來了幾次。我在幾次調查會座談會上,都談了自己的“傾向市委”的觀點。

    每次來調查的人都要把發言人的名字記下來,我也不在意——幾個月后,青島市委垮臺,我擔心起來,唯恐他們找上門打我的”保皇派“,幸虧始終沒有來。


    我們的串聯,就正和“8.25”的爭論密切相關著。

    那時,市委工作組已經撤走,每一個學校只留下一名觀察員。


    一天,在教室里學習討論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又面紅耳赤、各不相讓地爭論起青島的文化大革命來了。正好,這位觀察員在一旁“觀察”。爭論好久,我們誰都說服不了誰,就請這位觀察員談談她的看法。


    這位觀察員是位女同志,態度嫻和、沉靜。她先友好地問了我們的姓名,然后指著我說:“我同意他的觀點。”她把自己的觀點談了出來。


    有了支持者,我們占了上風,他們還是不服氣。觀察員離開后,我們又扯到別的話題上了。


    談到串聯,我們振奮起來。一陣心血來潮,也不爭論了,幾個人一聯合,就呼呼隆隆跑到二樓黨支部辦公室,找書記鄒本德交涉去了。


    鄒本德是一位復員軍人,戰爭中失去一只胳膊。我們找到他提出外出串聯要求,他感到很為難。學校抓得很緊,沒有一個出去的。他說:“你們出去了,其他人也要走,怎么辦?”我們再三要求,且侃侃而談應該走的理由,他被纏得沒有辦法,最后說:“你們去問問觀察員吧。”


    那位觀察員一見是我們,馬上痛快地答應了。這種痛快,連我們都沒有預料到,我們心里充滿了感激,一出門,就歡欣雀躍。

    第二天我們就出發了——第一站的目的地是長沙。李愛春、單亦敏、武振業、薛晨光、李忠文、朱衛國和我,共七人。


    我們一走,學校的“防堤”被沖破了。于是,各年級的學生,猶如閘不住的洪水,一泄而出。沒幾天的時間,學校里就空空如也了。

    青島-濟南-蚌埠

    10月16日,乘著下午2點40分的青-浦列車,開始了我們的旅行生活。

    車上,外出串聯的學生非常多,擁擠不堪。幾乎每節車廂都坐了四層人:地板上,座位上,靠背上,行李架上。


    走道上坐滿了人,行動相當困難。要走動,必須四種器官密切配合,才能通過:嘴要不停地吆喝,眼要仔細地看著,手要謹慎地扶著,腳要準確地邁著。盡管如此小心,還往往落腳之后,傳出人們“唉吆”的噓聲。一聽到這聲音,便知道踩著人了,馬上滿面堆笑:“對不起”。人們并不計較,“唉吆”之后,不再說什么了,大家都已習慣了。


    我是坐著,還是站著,早就記不清了。根據“無能”這一點分析,應該是站著的居多,即使坐著,也是坐在地扳上。

    列車到濟南,已晚點兩個多小時:正點是夜間一點到,結果早上四點才到。臨時決定,在濟南下車。


    在車站領取了乘車證,被分配到濟南市第一機關招待所。

    上午,大家出去。我買了兩個相框,準備回家后鑲毛主席象,在青島買不到。——后來,這兩件東西,簡直成了累贅,頻繁的上下車,不敢擠,還得仔細保護著,后來終于在上海被壓碎了,只剩下八根如同小木頭棒似的邊框。


    回來后我感到很疲憊,按照慣例,我是要“小憩”一下的。但這次堅持和他們一起出去了。

    我們信步走到省委大院。里面大字報多得很,席棚上、墻壁上,觸目皆是。人很多,忙忙碌碌的,不時走進一隊隊唱著歌的學生。

    一打聽,才知要召開“聲討以譚啟龍為首的山東省委的反動路線大會”。

    會還沒有開,我們出了大門,沒走多遠,來到“英雄山”。我們拖著沉重的雙腿登上山頂,發現正在修建紀念碑,四周圍著鐵絲網,只好復折回來。


    回到省委大院時,大會已經開始了。站了一會,還是沒聽明白,且內心對這會甚不以為然,于是就不告而別了。


    上午,到趵突泉觀光。由于太疲勞,連金線浮耀的金線泉,為乾隆皇帝譽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都覺得無甚趣味,“不過如此而已”。


    當晚7點上了火車,要去蚌埠。

    車里擁擠不堪。我這時已疲憊到不堪設想的程度,于是央及他人,征得同意后,鉆到座位底下躺下。座位下面空間很小,不能翻身,但心里卻已經滿足得很了。這比起站著,不知要舒服多少倍。雖也覺得有傷大雅,也顧不得了。這樣,在隆隆的列車上,我們度過10個小時。


    第二天早晨5點左右,到達蚌埠,天還沒有亮。我們被分配到“蚌埠大旅社”去住,只準住一天的時間。


    蚌埠-南京之行

    已經是10月18日了。

    上午,我和武振業、薛晨光閑逛,到淮河觀光——盡管很疲憊,但凡到一地,只要有“光”,則是非“觀”不可的。


    淮河,我對其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除了毛主席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號召外,還有一點不值一提的緣故:與我的名字相關。


    淮河,這條中國歷史上的“害河”,曾給兩岸人民帶來多少災難, 今天,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被英雄的人民馴服了,駕馭了。此刻,它正橫亙在我們面前,靜靜地,然而卻浩浩蕩蕩地流去。河水碧然,江帆飄然,真所謂“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遠望一架鋼鐵橋梁,凌空飛架在江上,一列列車正轟鳴而過。置身于此,不禁浮想聯翩,心曠神怡了。


    我們高興地跑到河邊,忘記了幾天的疲勞。武振業高興得要在河邊洗腳。這時,一艘輪船開過來,原來一平如鏡的河面,忽然掀起浪頭,沖向岸邊。我們驚慌地退后,武振業躲閃不及,被打濕了鞋。看著他的狼狽象,我們哈哈大笑起來。傾俄,浪平水靜。


    蚌埠不大,但也別致——這是我的印象。

    下午1點鐘,我們離開蚌埠,晚上7點,到達南京。分配在南京2中住下。


    我已很不適用這種生活,日記記著當時的情況:“這幾天的列車上的生活和游擊生活,使我頭暈眼花,萎靡不振。”我確實在“疲于奔命”了。

    盡管“疲”,有“命”還是要“奔”。他們商定,明天下午離開這里,我自然得隨和著。


    第二天(10月19日)一早,我們踏著烈士的足跡,懷著莊嚴肅穆的心情,走上雨花臺。


    雨花臺是蔣介石背叛革命后,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地方。在那里,成千上萬的先烈獻出他們的生命。


    我順著山路走著,心中充滿敬意。我想,過去革命先烈就是沿著這條山路走向刑場的……

    我仔細地瞻仰了“烈士歷史資料陳列室”,憑吊了烈士陵墓。好多處山坳都立著“烈士殉難處”的標志。如果不是這標志,有誰會相信,這風光明媚的地方,曾是腥風血雨的殺人場。

    山的高處,屹立著一座雄偉的紀念碑,正面有毛主席的手書“死難烈士萬歲”。不少人在撿一種小石子,我一問,才知道是撿雨花石。


    雨花石是紅的,晶瑩剔透,這不正是烈士的鮮血嗎?

    看著這一切,我的心很沉重。反復回味著毛主席的話:“一切反動派的企圖是想用屠殺的辦法來消滅革命。他們認為,殺人越多,革命就會越小。但是和這種反動的主觀愿望相反,事實是反動派殺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動派就越接近于滅亡。這是一條不可抗拒的法則。”“共產主義是不可抗拒的。”


    從雨花臺回到住處,李愛春他們剛從中山陵回來,眉飛色舞地講述他們如何到的中山陵,中山陵如何壯觀。我很想去,但時間是來不及了。


    晚上七點,坐“馬籠”車到上海。


    上海

    列車載著我們正向著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馳去。


    說實話,這樣匆匆離開南京,我不太滿意,滿腹依依不舍之情:那煙波浩淼的長江,單為它,古今就產生多少膾炙人口的詩篇,而我竟匆匆而過,來不及多看一眼;那矗立江中的鋼鐵大橋(南京長江大橋),象巨人一樣的“橫空出世”,眼看南北兩岸伸出的巨臂就要握在一起;還有那中山陵,雨花臺……,走得這么急,來不及多看,甚至來不及看,真令人遺憾。


    我們坐在地上,互相依偎著。秋風吹來,涼氣襲人。別人都把行李當座,我的行李內有象框,不但不能坐,而且還要小心保護。


    上海快到了,我們探出頭瞭望。

    遠處的點點燈光,慢慢地向我們迎來,漸漸的成了“萬家燈火”——上海到了。

    這時是清晨3點。


    下來火車,天正黑。接待站把我們分配到“勤建中學”,天太早,我們先到一家旅館歇腳,天亮再說。

    馬路上已有公共汽車了。我發現了有軌電車,原來是這個樣子:四四方方的象個大箱子,車頭前一個燈,背上挑著一根電線桿,就象“獨眼龍”兼“獨角龍”,怪模怪樣的,走起路來還“當當”地敲著鐘。——青島只有無軌電車。

    我們在旅館里休息到6點,然后找到坐落在郊區的“勤建中學”,安頓就緒。


    上午,我們到南京路附近逛了逛。上海確實繁華得很,馬路兩旁的摩天大樓,把街道遮蔽得陰沉沉的。人群熙熙攘攘,各種車輛首尾相銜——真是“車流如水,人流如龍”。


    我滿懷好奇地逛商店,所經之地,無所不到。但囊中羞澀,僅僅是“點點貨”而已。最吸引我的,是無線電商店,這里的半導體零件,比青島多得多,仔細的欣賞,簡直就是一種享受,經同學一再催促,才戀戀不舍地離開。對那些五光十色的服裝,布料我是眼也不瞥一下的。總覺得它離我很遠,或者簡直不相干。


    漫步在繁華的街道上,我有一種感覺:上海的繁華,還是有些畸型的。一方面是摩天大樓,一方面還有貧民窟般的矮小木板房。無疑,這種畸型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造成的。我感慨地想,要徹底改變這種弊端,還不知需要我們多少代的努力。

    回來坐錯了車。我看到有一路車,經過勤建中學所在的路(好象是太行山路)就坐上去了。誰知,這條路特別的長,下了車,我們走了一個半小時,才到“家”。

    太疲倦了,所以下午在睡夢中度過。


    第二天,10月10日。

    上午,我和薛晨光一路打聽,好容易才找到“虹口公園”。我對于公園,并不多感興趣,之所以費力去找,是因為偉大的文化革命的旗手魯迅先生長眠于此。


    魯迅墓前,是一尊黑石雕成的魯迅象。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拿著書,注視遠方,神態安然,就象在書房中思考。他的兩眼,射出深邃、犀利的目光,“橫眉冷對千夫指”,一切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魎,在他的目光下都現了原形。他的嘴邊,掛著一絲冷笑,這是對敵人的蔑視,對整個舊世界的蔑視。他的頭發,倔強的豎立著,正象他的性格……我望著他那平易,然而高大的形象,毛主席的話語,縈繞心頭: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石象的后面,是他的陵墓,墓的正面,有毛主席題寫的:“魯迅先生之墓”。

    我懷著肅穆的心情,久久地默立著。

    我們參觀了“魯迅紀念館”。很多展品向觀眾展示了這位偉大戰士的一生,展示了他由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發展到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全過程。

    看著每一件展品,我久久難以平靜。


    “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在黑暗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他戰斗一生最簡要的寫照。“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野發春華”表達出他對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寄托著多么殷切的期望。“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抒發了他蔑視舊世界,向舊世界宣戰的英雄氣概。“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與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這位錚錚鐵骨的戰士,對革命的下一代,是多么的溫存、體貼,寄予多么大的希望。“我吃的是草,擠得是奶和血”表達了他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我想,魯迅身上,蘊含著一種多么崇高的精神。現在文化大革命正需要這種精神。


    出了“虹口公園”,我們急急忙忙在附近的一家飯店吃了點飯,急急忙忙奔向徐家匯車站。按預定計劃,下午到“上海重型機械廠”參觀萬噸水壓機。


    車站上等車的人非常多,正大擺其“長蛇陣”,我們不禁為難起來。忽然發現李愛春、李忠文他們排在前頭,眼看就要上車了。他們也看見我們,焦急地招呼。于是,我倆便在人們的抗議聲與呵斥聲中,擠進隊伍,上了車。我雖知這種做法近于“厚顏無恥”和“死皮賴臉”,也顧不得了。上了車,才知道,他們已經等了好幾個鐘頭了。


    工廠的工作人員熱情地帶領我們去車間參觀,車間工人正在緊張地工作著。這個廠,有大大小小的各種水壓機,我們先參觀小的水壓機,以后,才來到一個很大的車間。


    一臺高大的水壓機,正按照人們的意志工作著。工人的吆喝聲,哨子聲,機器的轟鳴聲,組成一幅熱烈動人的勞動畫面。

    我輕聲問旁邊的人:“這就是萬噸水壓機吧。”那人簡直不屑一顧,“這哪里是萬噸水壓機?萬噸的比這大多了,這才是××噸的。”我一聽,感到自己太無知,馬上感到很慚愧。

    最后,我們才來到“萬噸水壓機車間”。


    萬噸水壓機,的確氣勢不凡,就象一幢大樓,矗立在高大,寬敞的廠房里,象照片上的一樣。不同的是,立拄周圍,象掛門簾似的掛滿了鐵練。聽介紹,這是防止熾熱的鍛件灼烤機體。

    我想,全世界這樣的水壓機才二十多臺,我們能制造出來,這是毛主席“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方針的偉大成果。

    我們要求能否開起來,被宛然謝絕,多少感到有些遺憾。


    10月22日上午,我們去了上海交通大學。

    滿院子都是大字報和熙熙攘攘的人。

    我仔細地看,抄。

    那些大字報中,至今能有印象的,是一份要求將“職員”成分歸入“紅五類”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引經據典地論證完畢,大聲疾呼:“紅五類快來認兄弟啊!”


    對這張大字報的口氣和態度,覺得挺可笑,但對其觀點,正中下懷,暗嘆那水平高得可以。幾個“職員”出身的同學,如武振業、薛晨光——當然也有我——都看了這張大字報,都為其觀點所折服。


    中午在院內的小賣部買了幾個面包權作午餐。

    下午,上街胡逛,至一偏僻處,在一小商店,買到了我久購而不得的45w電烙鐵頭。(我和建柱買了個45w電烙鐵芯,但一直沒有烙鐵頭)“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高興地和白撿的似的。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10月23日),過得有點枯燥無味。

    武振業的一個叔兄在“解放日報”工作。武振業要找他,邀我們一起去。我想,他的叔兄,與我何干,可李愛春等想去,理由是可問他一些文化革命的問題,我只得附和。

    先到報社,一問,沒上班在家里。一路打聽,轉彎抹角找到武叔兄家。


    武叔兄正在家中,見到我們這群不速之客,先是一楞。武振業說明來意,他好象終于記起有這一門親戚,把我們讓到屋里,給每人倒一杯白開水。幾句客套話后,我們就詢問他文化革命的問題。他很謹慎,話很少,所談也沒有什么新鮮東西。片刻,就無話可談了,呆若木雞的坐著。良久,時已近午,我們起身告辭,他說,“吃了飯再走吧。”

    他送我們出來,建議我們到“中山公園”去玩玩,并自愿當向導。

    公園無甚趣味,很快我們就出來了。

    臨分手,他說,“下次再來找我啊。”


    下午,我們回到住處。我一看,我放在背包里的象框被人踩碎了。幾個外地學生正在地鋪間打鬧著。

    我憤怒地向他們提出抗議,他們說,根本沒從我的地鋪經過,而且還嬉皮笑臉的。

    我氣憤地把碎玻璃扔掉,把邊框用繩一捆,正好一把。“真倒霉, 好幾塊錢買了些這個。”但這個包袱總算卸掉了。


    晚上7點,離開了上海。


    長沙

    從上海到長沙,中途需換幾次車,第一換車站是杭州。我們坐的滬-杭“馬籠”車。車廂簡陋,沒有座位,我們全都坐在地上。

    車廂沒有廁所,在車廂的邊角處放了兩只木桶,周圍用麻袋圍起,男女都在里面解手。

    沒多久,桶滿了,“滿則溢”,便溺在地上大流特流,把人們都趕到一邊。

    終于,清晨4點,到達杭州。


    出了杭州車站,我們在車站廣場等車。車站的建筑挺高大,房頂是具有民族風格的琉璃瓦,翹檐。這里的東西很便宜,一種四四方方的豆沙餡的糯米糕,才四分一塊,我買了兩角錢的,早餐問題就解決了。

    上午10點28分,我們乘上去株州的列車。11點多到達株州,安排在工商聯故址。當晚5點50分,又乘“馬籠”車去長沙,晚上7點,到達長沙。

    接待站把我們分配在湖南省計量局。


    我們乘著汽車,出了市區,到達湘江邊。車開到輪渡船上,輪船慢慢的向對岸開去。往外一望,只見蒼蒼茫茫,水波連天。江岸江中的燈光,倒映在江面上,金光浮耀,就象無數條金練在抖動。我們興奮極了,忘記了連日的疲勞,笑著,議論著,贊嘆著。

    是啊,我們風塵仆仆不遠千里,來到毛主席青年時代戰斗生活過的土地上,來到了毛主席曾經博流擊浪的湘江邊,怎能不激動呢?


    湖南省計量局的同志熱情的接待了我們。他們的真摯和熱情,深深地感染了每一個人。

    我們被安排在一個有四張床的房間里,兩人一張床。屋子很干凈,有蚊帳。這個條件,在“大串聯”的時候,已經是非常難得了。

    我們在長沙一共住了五天。


    10月16日。上午,我洗完衣服,到附近的“中南礦冶學院”看了一會大字報。下午,去參觀中南礦冶學院舉辦的“破四舊展覽會”,里面陳列著反動詩,變天帳,兇器,金元寶。


    毛主席詩詞“沁園春.長沙”中的有些詞句,我以前不甚了解,今恍然大悟矣。所謂“橘子洲頭”,不僅指此處產橘,更因有一地名曰“橘子洲”;“萬山紅遍”,不少人說此處楓樹多,秋一至,楓紅似火。我不以為然,此處是紅壤地帶,或山或地,處處皆紅,故有此語。“叢林盡染”,更是見景有感。


    10月27日。陰雨連綿,外面很冷,一天沒出門。連日奔波,“今日得寬余”。

    看著這里的風景人情,很受感動,寫詩一首:

    我眺天下景,滿目是奇觀,

    綠顏蓋紅地,水色罩青山,

    瓦舍依山腳,清流過田間,

    輕風動草木,涼氣吹炊煙,

    景致贊猶可,最愛是人寰。

    冷雨灑身不覺冷,寒風侵衣不覺寒。


    10月28日。天未亮,喜聞中國爆炸了一顆導彈核武器。所有的人都歡欣若狂。早晨,我們和省計量局的同志一起游行,到“湖南大學”停下。游行結束后,時間尚早,計量局的同志熱情地問我們,是否去岳麓山,并自告奮勇愿為向導,自然,我們求之不得。“湖大”就在岳麓山邊上。

    山腳下,高大的樹木把地面遮得挺暗。在萬叢的遮掩中,幾處院落,飛檐翹瓦,古色古香。以前是廟宇,現在作為學校。

    我們在山腰的一處涼亭前停下。向導介紹,這就是“愛晚亭”,取自于“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的杜甫詩。毛主席學生時代經常和蔡和森等,到這里露宿,學習,鍛煉。


    這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亭子,只是毛主席手書的“愛晚亭”匾額,說明著它的不凡。向導說,原來亭子的四周,有不少古詩對聯,但“破四舊”時都砸去了。


    途中,看了黃興、劉道一、還有一個姓蔣的人的墓。黃興好象還耳熟一些,其它人就一無所知了——但肯定是名人。

    到了山頂,放眼望去。只見湘江宛然而去,煙波浩淼,氣象無限。

    正值金風習習,爽氣入懷,令人心曠神怡之至。

    向導熱情地介紹著指點著:那是橘子洲,那是×××……


    10月29日。清晨4點起床,準備乘車到韶山。到韶山去的人特別多,排著長龍般的隊伍。我們一行直到8-9點時才上了車。

    這是專門拉串聯學生去韶山參觀的車,全是卡車,搭著車棚。車隊首尾相接,浩浩蕩蕩向韶山進發。

    通向韶山的公路正在擴建,道路很寬,可以并行好幾輛車。我們在汽車上,盡管素不相識,都熱情的攀談著,互相鼓動著。一路上歌聲不斷。

    “瀏陽河,彎過了幾道彎……”這首歌,我就是在這車上第一次聽到的。氣氛十分活躍,熱烈。

    中午,車隊到了韶山——紅太陽升起的地方。


    韶山人山人海。在毛主席故居前,參觀者排著相當長的隊伍。我們排了兩個小時,隊伍不見動彈。見前面的人還很多,就不排了。我只好在外面看一看。毛主席的故居,是黃磚青瓦舍,門前臨塘,群山環繞,竹青樹翠,果真一派好風光。


    故居前左側,有一池塘,池邊立一牌:“毛主席小時候曾在此游泳”。很多的人蹲在池邊寫著什么,我過去一看,原來他們用竹枝草棒,蘸著池塘的泥,在自己的本子上寫字。我也欲效法,但怎么也寫不上,只得作罷。


    我又參觀了介紹毛主席家庭的展覽會,里面有很多實物和照片。

    離開韶山,我才知道,我們走散后,李愛春他們到前面“插隊”,硬擠進毛主席故居。回來后,眉飛色舞地給我們講著,把我羨慕得要命。


    10月30日。上午到湖南大學,下午到中南礦冶學院。

    晚7點,到長沙火車站,準備離開長沙。車站人很多,火車嚴重超員,已經停止剪票。由于我們的機勇,使一巧計,順利的上了車。


    這一路串聯,我們還算順利。排隊、乘車、總是占點“上風”。個中原因,一是我們的頭兒李愛春,比較機智,敢于出面交涉,他從小就當班干部,氣場很足,沒人敢惹;二則我們是山東人,在南方人群中,顯得高大,很有“山東大漢”的派頭;三是沾了山東人的“豪爽、粗獷、好打架”的名聲的光,一遇事,把眼一瞪,“山東人”的牌子一亮,什么事都迎刃而解。

    晚10點,火車帶著我們,沿著京廣線,向北方駛去。


    北京

    10月31日早晨7點,列車到達漢口。我們決定不下車,直達北京。

    11月1日上午9點多鐘,列車把我們帶進了偉大祖國的首都。


    一下車,我們就先到北京工人體育場等著分配住處。這里又是人山人海,一直等到晚上。聽說要等三天才能分配到住的地方。沒有辦法,只好再發揮我們的幾項優勢,再施巧計,當晚,就給我們安排了住處:公-安部“六一小學分校”。


    這所學校坐落在靠近市中心的一條胡同里,在這條胡同里,還有幾所外國的大使館。

    到了學校,分配來住宿的學生紛紛交上介紹信。

    校方講,只接待“紅衛兵”。很多人都是開的學校的介紹信,(我們也是如此)情急之下,不少人把介紹信改得亂七八糟。幸虧我們帶了一張“青島八一戰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的空白信,急忙填好交上,順利地安排好住處。

    當那些人還在苦苦哀求的時候,我們已得意洋洋的到我們的“房間”去了。


    這“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是張子有、劉自琴、邵長斌所創,為我們一向所不屑,沒想到,竟救了我們的大急,不禁對他們產生出好感。

    我看到這里張貼著中央的一個“通知”說,由于來北京人員太多,造成的壓力太大,要求馬上停止外地師生來京。我們不由得暗自慶幸。

    又見到國務院辦公廳的一個通知,說毛主席要分批接見我們,大喜過望。


    北京的接待站,吃飯不要錢,而且飯食還不錯。這不能不是北京人員暴滿,而且長時間滯留的重要原因。


    第二天(11月2日),一天沒讓我們出門。到晚上才知道,中央原打算毛主席在這天接見我們,后改在11月3日。接見方式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我們列隊游行而過。當晚,就進行了操練,我們編在第一中隊第三小隊,小隊長是公-安部的。每人發了兩個饅頭,三個雞蛋,作為明天的早飯。

    11月3日,我們早晨3點就起床,4點左右集合出發,在東長安街停下。安排好位置,等候大會開始。學生們很活躍,唱歌,跳舞,演著各種精采短小的節目,政治氣氛很濃。尤其幾個蒙古族的學生,格外活躍,非常受歡迎。蒙古族不僅是個馬背上的民族,而且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路旁,安著一排排的水龍,帶隊的同志介紹,這種水經過處理, 可以直接飲用。廁所也很特殊,有兩種:一種,是汽車式的,人們排著隊,從一個車門進去,解完手后,再從另一個門下來。一根粗大的膠管通到污水井里;另一種,是在長安街的人行道上,把地面磚掀開,下面就是水泥砌的溝,作為便池,周圍用棚布圍起。這一切對我都很新奇。


    上午8點半左右大會開始了。付帥講話,他在講話中,講到支持步行串聯。那時,東北的一個學校的學生,步行到北京,各報紙進行了報道,說此舉是深入社會,了解社會,接近群眾的嘗試,應該提倡。付帥的講話,在“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中結束。


    9點10分,游行開始。人很擠,走動得很慢,大會主席團多次要求人們:經過天-安門后趕快過去,好讓后面的革命群眾過來。周總理、陶鑄也多次動員,并念“局部服從全局”“加強紀律性”等有關毛主席語錄。人們走動得仍然很慢。

    我們在下午3點多才挨到天-安門,這時,我們后面還有120 多萬人。


    人群一到天-安門,馬上就不走了。解放軍手挽手組成一道人墻,把游行隊伍欄住,防止涌進金水橋,累得一個個滿頭大汗,衣服全都濕透了。


    我緊近金水橋,天-安門太高,上面的人看不清。這時,人群中有視力好的,發現毛主席不在上面,只有付帥,周總理等領導人。大家齊聲高呼:“我們要見毛主席!”

    毛主席出來了,并走向西城樓,后面跟著付帥、周總理、陳伯達。我眼神不好,看不真切,但輪廓能看得出來。


    人群沸騰了,大家不斷高呼著萬歲,熱淚不由自主地涌了出來,擋住了視線。人們翹起腳,以求看得更真切一些。我被擠得兩腳懸空,身不由己地隨著人群涌動。


    離開天-安門,隊伍就解散了,工作人員疏導著,組織快速疏散。這時,才發現,有很多人很狼狽,有被踩掉鞋的,有的甚至連襪子都踩掉了,光著腳到處亂跑。廣場上,失落的鞋堆成好幾坐小山丘。一但掉了鞋,很難再找到一雙的,不少人穿著一樣一只的鞋離開了。


    我們都走散了。我一路打聽,好容易才找到家。

    同學們談論著天-安門前的盛況,興奮的情緒久久不能平靜。

    我們也談到,我們學校的老師范杰,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罪狀之一,就是曾說過,國慶節時游行隊伍扔鞋,被批之為“惡攻”。現在看來,還真有點冤枉他了。


    我們去各大學、北京市委、中宣部、團中央看大字報,去天-安門、“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當然,公園,商店也時常光顧。幾天里,倒也忙忙活活。

    幾百萬師生云集北京,北京到處都是人,乘車很困難。好在乘車不花錢,在招待所吃飯不花錢。所以,我們一般中午都乘車回來,輕易不在外面吃飯。


    11月11日一早,我們得知毛主席又要接見革命師生,一躍而從床起。開始,“六一小學”不讓我們這些已經被接見過一次的“老同學”參加,經一再央求,才同意。


    天剛亮,我們列隊就出發了。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的西側停了下來。這一次接見的方式,是毛主席乘敞棚車,從革命師生中通過。這種方式比較好,不至于太擁擠。我們坐在地上,我的位置離行車道路很近,我暗自慶幸,認為這一次一定可以看清楚了。


    行車路上經常有來往的巡查車輛,引起人們一陣又一陣的騷動,以為毛主席來了。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一再講,毛主席來了時,千萬不能站起來,這樣,后面的同志就看不到了。經過這樣幾次“虛喜”之后,我反而沉著了。


    前面的人們又一次的騷動起來,又紛紛說“毛主席來了”,我不相信,繼續和同學說著話。忽然,前面的人們發出雷鳴般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人們全都從地上躥起來。我們急忙跳起來,毛主席的車隊,已飛馳而過。


    李忠文說,他看見毛主席的后影,這次看得很清楚,其他同學也都說看得很清楚,就是時間太快,來不及多看。我其實只看到正急馳而過的車隊。敞棚車很矮,前面的人全站起來了,我們必須跳起來才能看到,沒等跳三下,車隊就全過去了。


    以后幾天,去的清華大學看大字報,那里有很多批判劉XX、鄧XX、王任重、薄一波、王光美……等人的大字報,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字報。

    準備打道回府,去商店辦了些“山貨”。

    11月15日,我們乘坐北京-青島的列車歸青。列車應該在上午11點發車,結果晚點到12點45分才開。車走得太慢,而且經常停車讓路,晚點十二個小時,于11月16日晚上6點多才到家。

    這次外出“串聯”,歷時一個月。


    12天后,我們一行又背著行李,踏上了“長征”之路,第一步標地——井岡山。不過人員稍有變化:單亦敏不去了,翟兆榮和焦德忠(青年教師)加入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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